老子講萬物之道從而帶出聖人之道，莊子要人明白生命從而超越生命的桎梏。兩位道家至聖都談及理想人生，都由現實開始，把心靈放射到無邊的宇宙之外。我們讀老莊，好像讀到從現實困境跳躍到理想人生的一種解脫之道。前賢的智慧，可真能歷久不衰，放諸於四海而皆準。

    現代人薰習於西方文明的巨浪之中，陶醉於物質主義和亨樂主義而不自知。誠然，西方文化有其優越性，科技及資訊的發達，及其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和增加日用生活的物資應用，相對於中國源遠流長在形而上的發展，在現實的環境講求效益的大前提下，形而下發展的優勢絕對是當時得令。問題是，西方文明建立在物質性的、外在生命的事象上，對於生命內在的價值和理想，缺乏了一種認同和實踐；這個問題的答案需要在中國文化中尋找，才能得到適當的化解和探究的空間。中國道家的智慧就具備了這個有關形上形下貫通的能力，使物質性的生命達至與道同體的生命理想。

    現實人生的確充滿挫折和不如意，為什麼有這種不如意感呢？這種感覺根源於「欲」。老子說：「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徼。」其實，「欲」本身無所謂對錯，老子不排斥「欲」的存在；相反，他覺得「無欲」與「有欲」要同時存在，以達到「玄」的合理並合於自然的組合，他說「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」人有欲才能發展出人類的文明，只是，人也同時「縱慾」，過份了，便出現問題。影響最直接的，就是當「慾念」未能滿足時，人便產生內在的困苦。

    為了化解這個過多的「欲」，失了「玄性」平衡的「欲」，老子才叫人「無欲」，才要求「少私寡欲」。當人面對那充滿誘惑的現實，在起慾念之前，是否能做到「常無欲」呢？消除了慾念，回復無欲的狀態，順任自然，再無煩惱。

    莊子呢？莊子要超脫現實困境，奔向自由。當我們的心靈達到形上層次，原來的種種限制與煩惱，就不再是限制、不再是煩惱，被現實所困擾的心靈就獲得了自由。在莊子的眼裡，一切煩惱皆由心做，這個有煩惱的所謂「我」，只不過是一個形體軀殼，煩惱隨軀殼而起，如果我們能做到「離形去知」，無了形軀，堵塞起念，形如槁木，心如死灰，現實的困擾便成功地得到化解。

    不過，我們遇到困難，是很難跳出情感這一關的。煩惱由心做，化解也得由心始。我們很難想像，當自己在種種困惑與苦惱時，叫心昇華到「無欲」之境，或者可以當自己「形如槁木」。莊子在其妻子逝世之時，仍可以「盆鼓而歌」，在一般生活在情感世界的凡人來說，是很難做到的，但莊子卻做到了。可是，在一般人的眼中，可能對莊子這種行為，批評為無情無義的冷血動物，然而，莊子只是超越而已，他把現實中一切煩惱作出超越，擺脫困擾，追求心靈上、形而上的自由。這個工夫是非常難做的。老莊的理想世界，是聖人、至人及神人；他們的心，不是一個個體的私心，而是公心、無心之心。老莊提醒我們，現實與理想之間，存在一個修心的工夫；老莊就提出這個工夫給我們來化解一切苦惱。

    道家對問題的解決方法，是採取對自我心靈作出調和並且昇華的一種根源性的方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西方人解決問題的方法，往往從改變外物及外在環境著手，針對對象從而消滅產生困擾的對象。中西文化對解決問題雖然各施各法，很奇怪，往外消解對象的方法，只會導致「有欲」的心靈更向外物追索渴求；不斷的改變外物來滿足心靈，是永無止境的。近代儒學大師梁漱溟認為，中、西、印有三種各自不同的處世態度。西方人喜歡向前看，遇到問題會向前下手，以改變外在世界、改造環境來解決問題。印度人則會向後取消問題，如果人生有苦難，要消除苦難，就要把生命取消來達到離苦的目的。中國人則向旁邊看，是改變自己的立場和角度，將自己作適當的調整來化解問題。如果就三種態度作比較，似乎中國人的方法在消解問題的處理上，是治本的。西方人是治標的。印度人是逃避的。老莊把心靈作出調整、超越，除了化解問題的效用外，它也是一種藝術境界，是消融主客、內外、心物的心靈藝術，這完全呈現出中國道家的處世智慧。

    過去，中國人站在形而上的視點觀照事物，對形而下的科學及制度上的構想有所忽略。近幾百年的轉型，為中國人在物質生活帶來豐富的效益，這個轉型，無疑是把形而上的定位拉下來，可是，物質文明卻未能帶來真正的、心靈上的幸福愉快；生活上的困擾，不比古代物資貧乏和生活素質低劣的古人來得輕鬆。中國人在解決生活條件的同時，是否仍須保留形上的傳統，既「有欲以觀其徼」，亦能「無欲以觀其妙」，就是中國人往後數百年作出的調整，心與物共同在「玄」性的運動機制中發展下去，道蒞天下，光華滿地，才是人類真正快樂幸福之期。

（完）

本文作者：袁康就

此文刊載於《香港信善玄宮》2003年特刊，第54-55頁。